人类社会经历数千年发展，形成了多元化、多样化，以及不同国家、不同民族在不同阶段的创新化发展模式。屹立于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，早在商周秦汉之际，创立了自身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文字的同时，也创造了以酒为代表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诗歌等文化遗产，并形成了绚丽多彩的酒文化。

早期的酒用于国家祭祀活动，为万民祈福，是为皇室贵族所喜的天之美禄。在后世，美酒更为历代文人雅士所称道，特别是唐代更将酒文化推到了新的历史高度，其中纳入正史记载并传承千余年的宫廷御酒“剑南春”（古称“剑南烧春”）至今誉满神州。据《旧唐书·德宗本纪》记载，早在开元天宝年间，剑南春（剑南烧春）就被选为宫廷御酒，是盛唐酒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珠，也是中华酿造文明的宝贵遗产。

盛唐御酒的辉煌历史让人津津乐道，有句耳熟能详的宣传语叫“唐时宫廷酒，今日剑南春”，非常贴切地讲明了剑南春的历史谱系。众所周知，酒不仅品种多样化，称谓也十分丰富。其中，称“春”即是其中之一。

既然是酒，何以名春？

“春酒”说法最早出现于周代。周代是个极讲礼制的朝代，人们的生活饮食中均有所体现，酿酒也有一套特别的讲究。《诗经》载：“七月亨葵及菽，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。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。”可以看出，这个关于“春酒”的生产方法记载得很明确，在秋天收取稻谷，“春酒”经冬涉春而熟。对于早期的酿酒阶段来说，这种流程不仅工艺复杂，而且成本高昂，因此在当时这种酒主要用在庆丰收和祭祀祖先的活动，或给部族中最尊贵的长辈饮用。祭天地、祖先，为古时头等要务。时常要君王亲临，关乎社稷安危，这种国家活动，用酒当然要用最上等的酒。可以说，“春酒”在诞生之初，就拥有着“尊贵”的基因，并和帝家的重大活动有千丝万缕的关联。

到了大唐，“春酒”真正被推向了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。

北宋文豪苏轼说：“唐人名酒，多以春名。”在当时诗人的笔下，以“春”为名的美酒数不胜数。如李白《寄韦南陵冰，余江上乘兴访之遇寻颜尚书笑有此赠》：“堂上三千珠履客，瓮中百斛金陵春。”白居易《蔷薇正开春酒初熟因招刘十九张大夫崔二十四同饮》：“瓮头竹叶经春熟，阶底蔷薇入夏开。”当时“春酒”不仅成为士绅墨客们的宠儿，甚至还形成了几个金字招牌的酒类品牌。唐中书舍人李肇在《唐国史补》中就记载了当时天下13种名酒：“酒则有……荥阳之土窟春，富平之石冻春，剑南之烧春……”其中“剑南之烧春”便是当下名满神州的“剑南春”的前身，也是《唐国史补》记载的13种名酒中唯一传承至今的美酒。

“剑南之烧春”的“春”是继承的古代“春酒”的说法。前文说过，“春酒”是古人采用相对复杂的工艺，经历漫长时间，为奉天神而酿造的美酒，酒以“春”名，且广为认可，充分证明其当属上品。在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《旧唐书》等多部唐代正史文献中，也都明确记载了剑南岁贡的春酒被选为宫廷御用酒。中国古代的正史大多严肃考究，记载了时代中的重要历史事件、人物，而能以一款酒的身份载入正史，甚至详细记载了进贡数量与具体年代，这一点纵观整个史籍都是十分罕有，可见“剑南烧春”在当时的影响力。

从唐至今，传承千年，开了这瓶酒，颇能品味些许历史的芳香。2008年，“剑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”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，同时作为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多年来与茅台和五粮液被大众合称“茅五剑”，是中华酒文化的杰出代表，享誉世界。

剑南春作为深受大众喜爱的知名品牌，一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性，在历史继承和延续的进程中，美酒与艺术交相辉映，演绎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，也在当代传递了振奋人心的精神力量，展现了中华酿造文明的自信。二是剑南春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，随着不断的发展与创新，其酿酒工艺也日臻完善，在追求完美的历史传承性的同时，极大地提升了白酒酿造的技艺价值。当下，剑南春新推出的“皇家剑南春”更是具有极强的文化属性，无论是如同皇家宫殿红墙碧瓦般的酒瓶包装，还是其大胆突破的设计细节与寓意内涵，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的弘扬。

纵观当今世界酒业发展，中国的白酒和产生于西方的红酒、啤酒等既有生产、消费的普遍性和文化共性，同时也体现出东西方饮食文化的差异性。不同的酒类来自不同的地区，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。如今，剑南春已从古时的皇家宫廷玉液成为国人所喜爱的珍酿，进入万千寻常百姓家。皇家剑南春的推出更是代表着剑南春对自身品牌文化的深研，这种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表达必将助力中国白酒“走出去”，让世界共享历史悠久的中华酒文化。